作为中国人，我是抗拒白酒的，直到人生过半才开始妥协。

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家族成员都有些酒量的中国农村家庭。男性长辈们没事就会喝上一口白酒，脸红脖子粗、训斥子女是酒后的常态。
这让我对白酒的第一印象，很差。
小时候的我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孩子，加上多病体瘦，一度被调侃是女孩。内向的性格在农村是一种很吃亏的属性，因为在农村人看来，会说话是懂事的表现，于是我就在“女孩”和“不懂事”两个标签下度过了童年，喝酒这种事也就比同龄人要来的迟许多，对白酒也就难有好感。

第一口白酒
来自我的爷爷。
爷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农村老人，一生平淡无奇。给国民党做过壮丁，后来成为我党成员，既没辉煌革命家史也没什么戎马轶事。他的一生，兴趣只有两件事：耕地和喝酒。在90年代工业化还未占领农村的时候，爷爷耕的地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横平竖直，堪比机械化作业。以至于后来村里的人都会请他去犁地，也不收费，管一顿酒饭就好。长期的体力劳作让他的身体变得健硕，70多岁的人，牵着牛扛着犁下地，胃口极好顿顿午饭三碗米饭，每晚必定喝上一口。
他喝的酒很常见，农村小酒坊的自酿，谈不上好坏。煤油塑料桶洗净了打上一桶，够喝一个月有余。
喝酒时的爷爷是面带欢愉的，下酒菜也不讲究，有什么便吃什么。端杯、咂杯、咽酒、夹菜，咀嚼菜的时候眼睛是眯起来的，像是一种仪式感。一天的劳作辛苦以这杯中之物来收官。
我的第一口白酒便是他给我的。筷子沾着酒，送到我的嘴边让我尝尝，那滋味深植我的大脑皮层：辣、苦。感觉极其糟糕。
后来，爷爷患了高血压，在医生的建议下，酒杯换成了降压药瓶。他也开始变得沉默，除了过年时偶尔喝上一杯时面露喜悦，平日里难见笑容。没多久，他就走了，死于高血压导致的突发脑血栓，走时很安静。
那天是1998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
就这样，对于白酒的抗拒变成了厌恶，贯穿我的青春期。

父子对饮
和爷爷不同，父亲如同我的敌人。
我的童年有一半的阴影是来自于他，不讲理、粗暴、棍棒教育是我眼里他的标签。他有一群酒友，不务正业胡吃海塞，小的时候他和母亲的争吵几乎都是源自于喝酒。不管农忙也好农闲也好，他的酒友们总如打卡一般出现在我的家里。那时村里酒坊自酿的酒已不能拿出来上桌了，开始换上了城里人喝的瓶装白酒，
厨房里忙碌的母亲一边数落父亲，一边对我说着家里的拮据。家里几乎成了据点，很多次父亲喝得大醉，
他的朋友们便横七竖八倒在床上、板凳上，剩下的便是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在满是酒气的家里打扫卫生洗洗涮涮。待醒来后，争吵就成了家常惯例，如此反复循环，让人生厌。
后来初中离家住校，和父亲几无沟通。再后来他的酒友们有的暴毙，有的癌症去世，酒桌上的人越来越少。待到我大学读书、毕业工作，家乡渐渐变成了名词，同父亲见面就更少了。偶尔的对坐，父子无话的尴尬只能靠着酒来缓解。2007年的春节，读大一的我给他带了一瓶洋河，整晚对饮，甚是畅快。
自此后，我便找到了同他沟通的载体——白酒。
这时候的白酒于我而言，只是工具，我依然难以主动饮用。

中年的安慰
年轻的时候，我朝着中年这两个字吐过口水。
如今，我变成了年轻时自己吐口水的对象。身材开始走样，日益谨小慎微，胆怯、算计、满口谎言，开始算命烧香。在生活面前磕头如捣蒜，祈求着给个机会完成岁月静好。
却也敢于大口吞下那些辣、苦且难以下咽的白酒了。甚至成瘾。
回望过去，白酒就像是生活。我不断地与其交手、较劲，一次次低头、抬头、低头，直至如今接受，回过神来也觉出味来。开始明白爷爷劳作一天后的欢愉，暴躁父亲的话匣子。躁烈、泼辣，入喉如刀，下肚似火，带着一丝自虐的意味，在伤害肝、胃、肾的代价里，抚慰着苦闷，缓解着虚乏。
既然我们回不到过去，也不知道明天，
那就喝完这一杯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