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化以产茶闻名远近，早在宋代建县之时，已有关于野生茶树的记载，即所谓“山崖水畔，不种自生”，清代两江总督陶澍也曾诗云：“斯由地气殊，匪藉人工巧。”近年来，安化黑茶高歌猛进，在黑茶市场中继云南普洱茶后一路狂飙，作为一种重要的边销茶与外销茶乃至于内销茶，当我们在历时的不同的政治经济语境中对安化黑茶加以审视，发现加之于其身之上的内与外、华夏与四夷等概念也在不断演化，从而丰富了安化黑茶的社会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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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销成就安化黑茶

安化黑茶按其种类划分，有所谓“三尖”“三砖”“一卷”之称，其中“三尖”即为天尖、贡尖和生尖，而“三砖”指的是黑砖、花砖和茯砖，至于“一卷”即为花卷茶，今统称为安化千两茶。

作为一种后发酵茶，以及一种原主要用于边销的茶叶产品，可以说没有边销就没有安化黑茶，也可以说是安化黑茶的产地与目的消费区互相成就了彼此，无论是安化与泾阳、安化与边疆、安化与异邦莫不如此。

安化古称“梅山”，所谓“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旱土和庄园”，据《宋史·梅山峒蛮传》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方置县，六年敕名安化，取归安德化之义，盖其地世居峒蛮，北宋王庭拓殖以充其民，或西迁或归化，乃有今人。

这其实也是梅山从王化之外进而成为内陆安化的过程，想必当年的峒蛮以及历代迁居于此的汉人也不曾想过，其所居的雪峰山区他日会成为重要的茶叶产地，并且远销中国西北边疆乃至域外俄罗斯以及中亚诸国，时人蔡镇楚曾作《千两茶赋》谓其“大漠之甘泉兮，生命之昌；草原之玉液兮，健康之望。”

明清之际，由于中原王廷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行茶马贸易，其中两湖地区所产茶叶，因“汉川（四川和汉中）茶少而值高，湖南茶多而值下。湖茶之行（销），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而兴起，并渐与福建、四川、汉中等地茶叶一争短长。

作为在明清两代朝廷引茶制度之下的官茶，安化所产以陕引和甘引为主，主要经由山陕商人之手销往西北边疆地区及至于域外。在清同治年间陕甘回乱以后，左宗棠代庙堂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即在公元1873年，朝廷准奏“改引为票，增设南柜”，至此安化所产茶叶销路大增。

也由此，安化县境内资江两岸涌现出了一批商业繁茂的茶镇、茶码头和茶行，行商坐贾遍地，车船驼马不绝，所谓“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而也正是改引为票这一茶事制度的变革，为后来中华民国乃至新中国制定边茶供销政策奠定了基础。

▲安化古茶镇"洞市"

因此，有研究认为，安化黑茶业的形成，与边疆少数民族对黑茶的大量需求有密切关系。这其实不但与边民饮茶之风日盛，茶叶逐渐从一种奢侈品过渡为一种生活必需品不无关系外，也与种茶、制茶技术的进步紧密相关，尤其是随着茶叶品种不断改良、茶叶加工的机械化和企业化经营逐渐替代或部分代替了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使得安化黑茶中便于运输的紧压茶产品渐成气候与规模，这也是安化“三砖”（黑砖、茯砖、花砖）与“一卷”（千两茶）后来在边疆与异邦走俏的原因所在。

其中，为安化地区所自有的黑砖茶也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也即是在1940年在安化本地压制成功，而在此之前，安化所生产的黑毛茶主要是运往陕西渭北地区的泾阳县加工成为茯砖茶并主要用于边销，而关于安化黑砖茶的诞生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源于中苏易物协议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中日战争爆发以后连接西北地区的茶路不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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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黑茶的政经属性

据文献记载，安化黑茶中的天尖与贡尖在清道光年间曾列为贡品，比如在安化高、马二溪部分茶区所产之茶一度专备皇家享用，并立有禁碑，时至今日依然为安化黑茶中的上品，而其他在今天被笼统归并到安化黑茶品类的茶叶产品，主要是用于边销与外销。

▲天尖

有鉴于茶树种植以及茶叶生产的过程主要聚集在内陆，边疆地区不适农耕，而且边疆民族“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食货志》），因此对于边销茶的理解最早可以纳入到以物易物的交换体系之中，即在空间范围内的边疆与内陆在经济层面上的互通有无。

事实上，茶叶榷买制度打从李唐王朝始就成为中央王朝的御边之策，及至宋代更行茶马互市，以此相沿为例。明制招商，行茶引制度，清承明制，但是随着清王朝的大一统使得内陆与边疆不再界限分明，不同民族政权之间所开展的茶马互市也曾一度废止。

不过，边疆与内陆之间的茶叶贸易几乎未曾断绝，而无论是安化本土自产还是运至陕西泾阳地区再加工为黑茶成品的茯砖，皆是作为边销茶与外销茶被源源不断转运至西北边疆地区或经由恰克图往赴俄罗斯，当然其中也用于内销，比如在清咸丰初年，安化“花卷三万余卷，花卷悉销于晋省”。

不得不提的是，满清治下，随着沙俄领土东扩，中俄两国之间的土货贸易也仿若曾经的内陆与边疆一样时断时续，尤其是伴随着中俄关系的紧张与缓和而开合。因此，无论是订立《尼布楚条约》的清国与俄国，还是中华民国与苏联，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以及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从安化历年所产黑茶的销售情况可知两国邦交乃至当时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比如在康乾盛世，清廷每与沙俄交恶，即下令闭关，禁止茶商在恰克图开展贸易，以制俄国，而在中华民国时期，国门大开，晋商与俄商相比往往处于不利的位置，这其中既有生产工艺落后的因素，也有税务高于俄商之原因，而且晋商在运输茶叶的过程中耗资费力，其成本远高于俄商水陆联运。

此外，在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安化黑茶由于陆海运输受阻，随之由英国商人掌控之下的印锡茶区所产茶叶逐渐取代了中国安化黑茶在俄国的市场，这也使得安化黑茶在海外的市场受限。

可见，从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安化黑茶是作为一种边销茶和外销茶而出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同民族政权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行为，包括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明政权与蒙古余部之间的茶马贸易，以及由关外女真民族在入主中原以后所建立的清政府与异邦沙俄所展开的边境贸易等。

而在民国时期安化黑茶业的逐渐衰落，有政局不稳、运输不畅、外商竞争、管理不善、成本抬升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过新中国成立后边茶供销政策的制定大大促进了安化黑茶的发展，而时至今日，安化黑茶走出国门沿着“一带一路”行进，可见其与全球政经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

因此，对于安化黑茶而言，无论是以物易物的官方交换行为还是民间合法或非法的交易，以及在此过程中，安化黑茶从单一的边销茶而成为外销茶乃至于内销茶，尤其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央政权统治的艺术或者御边之术也在不断调整，由此内与外的边界在变化，边销与外销的概念在延展，华夏和“四夷”的内容也在丰富，这也都成为安化黑茶社会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